「跨國企業總部留港非重點」 摘自《明報》，作者：鄭建生 特首董建華似乎對《財富》及《經濟學人》最近對香港的評價很不服氣，最近在外國記者協會主辦的外國使節及傳媒酒會中，致辭時質疑《財富》雜誌「誰要香港？」的論點，並提出現時3200多家跨國企業選擇香港作亞洲地區總部的「成績」，地區總部的數目在三、四年間增長三分一．特首認為，文章作者應該向這些公司詢問，為何願意「真金白銀」投資在香港． 一直以來，特區政府都用跨國企業以香港為亞洲地區總部的數目，衡量香港的都會經濟發展．他們彷彿認為，愈多跨國企業來港開設地區總部，成為亞洲紐約的目標愈近．這是事實嗎？這是正確路向嗎？ 多「報憂」、少「報喜」的傳媒從來都是主流的，而經常唱好的傳媒很可能是受經濟利益或意識型態影響，「報喜」的報導亦很難得到一般人注意．好像英國《金融時報》在5月4日發表一篇專題文章，港府似乎也不太留意．那篇文章雖然題為《香港為信心危機發愁》，但內文卻滲透著一種樂觀的筆觸．作者認為，在中國加入世貿之後，已經在內地遍設工廠的香港中小型廠商將會是最受惠的一群．而上海雖然發展蓬勃，但內地法治未完善及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，令外商在商業合約沒有足夠保障，在投資獲得利潤之後都不易兌換回本國貨幣，香港在制度上優勢仍在．而文中有一個著默不多的論點是：在80年代初，所有人都認定紐約已經無希望，但事實上人們的觀感是錯的． 在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，輿論幾乎一致認為紐約已經「完了」．當時，紐約在不足十年間，損失超過80萬個職位，1977年時只有300萬人就業．對比香港最新的失業人數接近24萬及總就業人數322萬的數據，可見當時紐約的問題是何等嚴重．事實上，由1950年到1980年，紐約製造業損失了50萬個職位．不單如此，企業總部大量遷走，在1917年， 500家最大型的製造業企業中，有150家以紐約為總部，到1976年只有84家，1986年更跌至53家．政府面對嚴重的財政赤字危機，在75至76年宣布進入危機．唯一正面的只是服務業的增長，然而研究都會經濟的學者多數都認為，令紐約走出危機的正是生產性的服務業．香港要走紐約的發展路向，我們也應有心理準備，面對他們曾經經歷的成長痛楚． 我們將目光由過去轉移至未來．試想想，有一天，如果內地成功將金融、法律及會計制度和國際併軌，如果你是跨國企業，你會將地區總部設在甚麼地方？如果要貼近中國內銷市場，你會設在內地．如果要貼近內地政經人脈，你必定選擇上海．如果要貼近製造業生產動力來源，你可能會選未來的中國「矽谷」．（那會是上海、深圳還是？） 在目前，跨國企業地區總部數目的上升只能反映內地市場的吸引力，並非香港的吸引力．跨國企業地區總部數目的趨勢，長遠而言，始終會反映內地和香港經濟制度差距的收窄．有一天，兩地制度的收窄會令跨國企業將地區總部由香港遷走．那麼，那一天是香港沒落的開始？不是． 事實上，在紐約及倫敦大都會發展最急速的90年代，他們的企業總部是在流失的．在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國企業中，在1984年，有59家將總部定在紐約，37家定在倫敦，到1999年分別只有25家及29家．雖然如此，企業總部的遷走無損世界都會的地位．總部雖然流失，服務這些「流失」客戶的服務性企業及僱員卻不減反加．最主要的原因是現代企業的管理模式已經變更了．一家企業有兩個重心，一個是總部，處理決策；另一個是營運部門，執行決策．總部的選址涉及很多考慮，例如生意機會的掌握、企業形象等．但營運部門就不同，他們默默耕耘，處理最專業、最複雜的事項，沒法遷去成本較低的地方，融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．因此，香港要成為世界都會，最重要的不是單單爭取跨國企業來港設立區域總部，而是全力提高管理、會計、法律、廣告及金融等服務，令跨國企業不論將總部設在中國那一處地方，他們仍然要到香港選用這些服務．這些關鍵性的行業發展得好，在十數年後，即使跨國企業總部撤走，香港的地位不論是中國的紐約或芝加哥，香港人仍然可以富足． 《返回主頁》